专业治疗皮肤白癜风 http://pf.39.net/bdfyy/qsnbdf/250402/o9vd35d.html年9月，我被遵义职院录取。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劝我复读，他们觉得我或许复读后能够考取一些比较体面的学校，因为我之前的学习并不是很差。
但经过一番思考后，我最终还是填报了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当时有个叫熊双丽的人在考试结束后对我进行招生宣传，我唯一提出的问题是：“你们学校有钢琴吗？”她很不确定的回答说：“好像有的吧。”
年9月27（不确定是不是这一天），在某人的陪同下，我拖着一个花花绿绿的行李箱来到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并在知行楼后面的操场报到缴费。
自此便确定了我在遵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身份。
当日我粗略的在学院的校园里面看了看，没有现在的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以及后面新建的宿舍。对此我不免有些小小的失落。
我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全班60多人，很不幸，唯一的女同志叫张静。后来虽然有了苟婷静和江野，那已经是第二年的事情。
军训，我的连队是十二连。我不知道我们的教官是怎么想的，像我这种并不出众的人，居然给我安排了一个“管理员”的职务，这让我略有一些小小的压力。
连续20多天的军训后，我们教官说叫我写一篇军训总结。其实以我的才华也可以获得一个小小的优秀，但我却忘记了总结的结尾应该写一些比较谦虚和低调的言辞。
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那就是田密。田幂很高，很瘦。某天我们两个连队结合在一起训练，我其实看了她好几次，因为她嘴里一直嚼着不知道是口香糖还是泡泡糖，这让我觉得这个人有些特立独行。
忘了说一件事，就是渡口文学社招新的时候，我是很踊跃的报名，并在后期加入了这个招新的队伍。面试的时候，我本来要面试的是渡口文学社编辑部的副部长的，但不知是何故，最后竟然落空，成为了一个普通的成员。
我们的最初的班主任叫朱显艳，她对我很好，在年寒假去广东做寒假工的时候，每天跟我聊天的人就是她，所以我记忆很深刻，虽然后来她离开了学校，但我依旧很怀念跟她在遵义在一起的时光。
朱显艳走了之后，接替班主任工作的是老柯，老柯之后是老裴，然而辅导员关厚琼老师却至始至终都没有变换，我认为这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
进入渡口文学社以后，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给渡口文学社投稿。那时候的我以为，只要很努力的投稿，就会赢得一定的掌声。
某次，在志功楼开会，我带着一个帽子，坐在最后面。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听到王永生老师说，“有个叫陈苏的人，投了很多稿子。”顿时我竟然有些心花怒放的感觉。
之后我就慢慢的在渡口文学社中崭露头角了。我开始和渡口的一些人有了交集，比如卫恩鹅、魏小兵、穆英、严曾艺、唐小刚、阳杰、王士连等等。不过有些人和我也并非推心置腹，只是很简单的社团成员关系。
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我居然把所有的关于渡口文学社的群退了，还把卫恩鹅和王永生老师的联系方式拉黑。然后那天晚上，王永生老师披星戴月火急火燎的赶到学校来找我。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只见他满头大汗，气喘如牛。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幼稚和任性，同时内心也是一阵愧疚。
王永生老师给我说了一些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故事。我跟他说了我的一些过往，他最后给我说了一句；“存在即是合理。”对于这句话，我理解了很久很久，直到离开学校，亲自经历了诸多尘事，才感到人的脆弱和渺小，面对很多事情，纵然心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
年遵义创文，遵义职院创文，这是一个“双创”的日子。但是却在某天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小家伙，在凯里溺水死亡。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感觉天旋地转，头昏眼花，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灰色。
于是第二天我就在群里说了一句很不友好的话。当时江村部长和何雪琴部长都在里面，还有何雯、李猜等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指责我，何雯和李猜还给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江村部长更是对我说：“这个世界好人总比坏人多。”
说到播音室，那也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
我清楚的记得我某天给播音室投了一篇文章，是李猜帮我播音的。自此我们就慢慢认识了。
第一次来到播音室，其实我的内心是紧张的，尤其是面对一群俊男美女，我内心简直紧张得不行，说句实话，连呼吸都是很刻意的压制的。
之后我便不断的给播音室投递文章，故此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便是成立了朗读协会。我也很荣幸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但唯一遗憾和愧疚的是，我并没有为朗读协会做过什么事情，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抱歉。
年7月份，我们面临离校实习。当时我是跟着王永生老师在遵义正安待了一个月。那时候我开一个摩托，每天胡乱的走着，没有目的。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离开了。
就此我回到了织金县，开始了扶贫的征程。
精准扶贫是一场伟大的决定中华人民同步小康，全面摆脱贫困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每个人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刚进入村里的时候，实际上我内心是很惶恐的，因为我对农户不熟悉，对村情民情也不熟悉。因此我常常把事情办砸。
后来是几经波折，历经诸多磨难，才慢慢的适应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很快进入所扮演的角色。开始脚踏实地的为群众办事，认真做好组织交给的每一个任务。
农村的工作是错综复杂的，村里的工作也是复杂多变的。我觉得换做以前的我，肯定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待上一年或者半年。
而今回首，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忘记了我以前的那些朋友，也断绝了联系。
偶尔想起，也感到有些陌生和遥远，仿佛我们已经相隔了几个世纪。甚至有时候看到这些人的电话或者消息，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年初，中国湖北武汉发生了疫情，并且导致了全国性的传播。正月初二，我们接到政府的通知要进行封路，和进村入户排查外来人员，没有任何犹豫，我遵照执行。
我记得好像是在2月13号的时候，我发烧了。
当时的我内心其实很茫然也很无助。我甚至怀疑自己传染了新冠肺炎。当日我在家里闭门不出，并且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说自己可能患了新冠肺炎。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睡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海中想着要是被传染的话，全村的人可能都要被传染。一时间我有种很强的罪恶感。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也是第一次倍感责任的压力。
在基层其实是很孤独并且寂寞的。尤其是再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说话，也找不到有任何志趣相投的人。每天机械式的上下班和周而复始的重复着某种工作，很多个夜晚，我彻夜无眠，陷入了无限的迷茫。
我曾经历过很多无眠的夜晚，从人们开始入睡到第二天的黎明。我看着无尽的黑暗，回忆着过去的人和事，沦陷在一种莫名的惶恐之中。
每每看到有人走进婚姻的殿堂的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心酸和羡慕，但后来都慢慢习惯孤单和寂寞。
我曾错过了许多人的婚礼，事后也没来得及去弥补。对此我也感到深深的歉意。
当然还有读书协会的陈静和杨再风、祝家、张英等人。还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今写此文，仅以怀念。
或许这就是成长，不断的失去，不断的忍受。
从年离校至今，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改变了许多人，也改变了许多事。
某天王永生老师跟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