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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李月红
“孤山香雪隔天涯，梦里清姿到我家。”
78年前。抗战期间，携全家在遵义逃难的丰子恺先生为女儿丰林先在当地餐馆举办婚礼，邀请到苏步青、束星北等跟随浙大西迁办学的学者教授们——后来他们大多成为我国人文科学史领域的大家，以及当地学界名人，共74人。
78年后。由丰子恺先生亲手制作、记录下这段浙江人文往事的婚礼嘉宾签到帖“回”到浙大——5月16日，“不畏浮云遮望眼：丰子恺的浙大缘与温州情”书画展在浙大紫金港启幕，丰子恺后人、浙大西迁二代等近百位嘉宾出席。
值得一提的，这段由一张喜帖引出的浙江人文往事，最早是通过本报报道，向海内外征集线索，引发社会广泛响应，目前已有64位后人取得联系，关于先生与浙大西迁、与温州情缘的往事得以重现。
西迁教育：对万物要有同情心
书画展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举行。
来的人很多。有多方。
一方是主办方。浙大副校长罗卫东、桐乡丰子恺纪念馆、上海丰子恺研究会、温州浙江大学校友会等。也仰慕丰先生的民间文博机构，温州衍园美术馆。
一方有与浙大渊源的学者后人。如郑振铎先生的嫡孙郑源，他的外曾祖父高梦旦、高啸桐兄弟在浙大前身求是书院初创时期都曾经担任总教习或教习职务。还有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学生马孟容嫡孙马亦钊先生。
一方是浙大西迁后人。17位后人中，有当年浙大电机系主任王国松，他是中国电机工程学界的泰斗；有浙大资深会计陆缵何先生，他为几番陷入绝境的浙大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数十年等。他们皆是因“喜帖”得以重聚。
“丰子恺先生是浙大西迁教师群体的一个代表。”罗卫东在致辞中说，举办这次展览，恰是希望弘扬以丰子恺先生为代表的浙大先贤身上的这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的“求是精神”和“西迁精神”。
展馆内，静置着59件展品。其中，丰子恺原作14件，复制品12件，出版物9件，丰子恺师友书画作品等24件。
丰子恺先生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他的课堂，时常人满为患，给西迁办学时期的浙大师生们带来奇妙的艺术享受。
抗战期间，从年到年，丰子恺追随浙大西迁，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
年12月，丰先生收到马一浮的来信。信中，浙大校长竺可桢诚意相邀，聘请丰子恺担任浙大艺术指导。年1月，丰子恺决定前往。一路沿途躲避日机轰炸，十分艰难。
一路上，他记录下浙大西迁的艰难历程。在《教师日记》中，他写道，“上午驾吾夫人出殡，吾往送之。见竺可桢校长亦来送殡，其黄色制服之裤，臀部有两破洞，大如手掌。吾几失笑。”正是竺校长带头共克时艰的精神，也高涨了浙大师生的士气，奋勇攀登科学高峰，留下浙大西迁的辉煌岁月。
在这段艰难岁月中，他努力创新艺术教育。他上艺术教育、艺术欣赏两门课，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透视法、漫画等艺术技法，提出“艺术教育之主旨，温柔敦厚”。
在讲授艺术教育课时，16节课里，他总结所谓艺术就是三个词：“艺术心”，就是要对万物有同情心；“艺术”，要有善巧兼备；“艺术教育”，就是要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依然不过时。艺术就是我们呈现给外界的个人状态，一个温柔谦和的人。
这样的教育怎能不打动人呢？当时，上丰先生的课时，除了师范学院学生外，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的学生也争相来听课，坐不下的就站着，站不下的就门窗外伸着脖子听。有一次，丰先生听说很多学生是逃课来听，在课上他建议学生们大可不必之，并连发五问，“不知彼等何为而来？为好奇乎？为艺术乎？为教育乎？亦另有所为乎？”写到这儿，我真的很想穿越到那堂课堂，领略先生的魏晋之风，以及学生们的慷慨作答。
在这一路迁徙一路上课时，丰子恺还不忘为学生们加油鼓励。在总理纪念周上，他为学生们做演讲：
“诸君是中国最高学府之学生，不久的将来的中国的向导者。发扬文化之责，端在诸君肩上。务请努力保住中国灵魂，以提倡物质文明及发扬固有之精神文明为己任。这才不愧为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生。”这些期望和寄语，如今读来依然倍感热血澎湃，对于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修身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一生不能释怀的理想追求。
他创作《生机》，鼓励学生们眺望光明，等待抗战胜利。“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人间世事，概莫例外。
签名册：竺可桢夫人写下“竺陈汲”
在这段跟随浙大西迁历程中，遵义是重要一站。
年春天，丰子恺携家迁到遵义。在遵义浙大宿舍里，他重绘《护生画集》，从事教学与创作，与喜爱书诗画的浙大教师建立了深厚友谊。
也是在遵义，先生的二女儿嫁给了浙大生物系的温州籍学生宋慕法。这场婚礼是年在遵义举行。丰先生女儿丰一吟在《爸爸丰子恺》一书中称是“我家第一桩喜事”：“年9月7日，先姐和慕法哥结婚了。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先姐名字叫丰林先，慕法哥就是宋慕法。
宋慕法是温州人，在浙大读书时是丰子恺的学生，毕业就职后又被聘为丰家的家庭教师，常出入丰氏在贵州遵义罗庄和星汉楼的家。宋慕法有一位温州同乡陈志超常来访丰子恺。后来陈志超郑梅英伉俪当了宋慕法和丰林先的媒人，成全了一桩美满婚姻。
婚礼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此时，新郎身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套西装，新娘披着竺可桢校长送的一床绣花被面，权当婚纱，非但不显半点寒酸，反而充满幸福，正喜气洋洋地接受来自亲友的祝福。
虽然当时新式文明结婚已很通行，但结婚登记的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又在抗战困难时期，根本买不到空白结婚证书。于是丰子恺在一张粉红色纸上设计手书了一份结婚证书。
他用毛笔小楷端端正正写上文字，还替新人写了一张“敬请签名永志光宠”的嘉宾签到册页。婚证书上写有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当然属新式婚姻，有趣的是，在写二位新人时，除名字、籍贯、年龄外，还特意写上出生年月日时，把二人的生辰八字都写上了，这也留下了中国传统婚俗的痕迹。
那天遵义城里成都川菜馆热闹非常，在签到册页上留名的就有七十四位。除了科学大家苏步青外，还有文史学者郦承铨，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文史学者王焕镳，曾任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他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电机科助教王国松，后来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他们大多与浙大有关系，且都是当时的名流、学者、教授、科学家，后来他们都成为全国科技和文史研究等领域的大家。
有趣的是，被称为“奥运金哨”的舒鸿教授，在册页上留下了字迹最大的签名，他十四岁的儿子舒昌荣，紧随其下方，也在册页上签下笔墨清秀的名字，而他的太太因与新郎同乡、代表男方家长作为主婚人，却只是以“舒鸿太太”的名义在结婚证书上露了下脸，连印章都是用舒鸿的。
当时，在遵义办学期间多次为浙大毕业生证婚的竺可桢校长在重庆出差，未能参加。但他的夫人陈汲女士来了，而且在册页的中部下端签下了“竺陈汲”三个字。这位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才女，谨遵“出嫁从夫”的古训，签名时也不忘冠上夫君的姓。后来，这张结婚证和一众嘉宾的签到帖均由丰家后人捐赠给桐乡档案馆。
“我想托浙江日报找找当年的这场婚礼上的嘉宾们。”去年12月，丰子恺先生外孙宋雪君和桐乡丰子恺故居缘缘堂纪念馆馆长马永飞找到我们，希望还原这段浙江人文往事。
宋雪君说，这场婚礼不仅仅是丰家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浙大西迁中的一段美事，更是一曲民族团结、凝聚人心、奋勇抗日的赞歌。他希望社会各方同仁帮助寻找线索，一道把这段历史研究得更深，发现得更多。
后来的故事从年12月12日讲起。浙大学者王国松后人王遵雯收到同学发来的报道消息，“当我看到签到册里父亲及许多浙大老前辈，如苏步青、李熙谋、胡刚复、王琎、缪钺、束星北及舒鸿等签名时，心情非常激动！”
随即，她与桐乡丰子恺纪念馆及发起寻找的丰子恺先生外孙宋雪君取得了联系，将他们拉入“浙大西迁后代”
